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精确指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庄严宣示“中国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热情参加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郑重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有机构成，习主席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思想，对国际社会推动互联网空间全球治理提供了崭新中国视角，必将对互联网空间全球治理格局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迄今为解决高度复杂的全球或区域性安全发展问题，提出的最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中国方案”，既反映了中国对外部世界发展变化的深刻把握，也体现了中国对自身建设发展的深刻认识，是客观世界实践探索和主观世界思想解放融合创新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

  近年来，习主席以深远历史眼光、宏阔全球视野和马克思主义国际观，多次在重大场合阐述了“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命运共同体”“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等重要“共同体”思想。从本质上看，不同的“共同体”概念及其核心内涵，都根源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心命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生发诸多“共同体”概念的理论之树，追根溯源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时俱进的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理论范畴在互联网空间的现实表达，与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类社会的“真正的共同体”具有高度理论契合。这些重大理论观点在互联网空间的创新实践和生动展开，清晰勾画了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和演绎路径。实际上，在网络信息高度发达的后全球化时代，人类早已是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不仅身处其中的国家行为体，需要在国际政治领域就解决双方或多方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积极构建形成不同规模、性质和类型的国家间“共同体”；即使是每个个体，也需要在社会学层面，围绕共同的生存生产生活环境和条件，不断形成人与人之间纷繁多样的“共同体”。而互联网空间正是最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融特征的新型空间，是最能体现“大到国家、小到个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意涵的现实空间，也是最具新型“共同体”发展的潜在能力和广阔前景的战略空间。

  网络安全问题已突破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国家与地域的边界，成为全球性问题。互联网空间全球治理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时代大考，而治理体系变革则是各国政府关注的优先问题。由于国际社会一直处在相对和平状态，各种对话沟通和协调机制相对健全完善，加之互联网空间安全发展问题新近浮现，彼此对话平台多、沟通机制活、历史积怨浅，特别是绝大多数国家相关互联网空间治理的战略、政策、法规正在制定修订当中，这些都为互联网空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摆脱传统全球治理问题政策法规束缚提供了可能。对此，2015年12月，习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明白准确地提出“互联网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互联网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运用于互联网空间全球治理的有益尝试。2016年12月，中国政府在发布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中指出，中国将“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国际互联网空间对话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通过积极有效的国际合作，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互联网空间”。2017年1月，习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召开的“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特别提到：“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这些重要观点为优先破解互联网空间全球治理难题，进而引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思想借鉴。

  和平与发展之于人类，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长期以来，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一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战略判断从未动摇，并始终用以指导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既争取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同样，在互联网空间成为各国争相抢夺的战略高地后，中国依然将互联网空间“和平”列为首位目标，积极倡导和促进互联网空间和平与稳定，将信息技术滥用、互联网空间军备竞赛、互联网空间冲突列为重点防范和遏制任务，希望能够通过维护互联网空间稳定和促进各国和平利用，使人类在互联网空间的活动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更高水平上服务和增进人类福祉，不断把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向前进。应该说，互联网空间的繁荣稳定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中国力推互联网空间和平利用也是世界各国的福音。尤其是在传统安全发展包袱沉重、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人类未来和平发展的道路能不能走得顺走得通走得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取决于各国能不能把互联网空间的和平利用转变为本国的发展机遇，把本国在互联网空间发展诉求转变为人类和平发展的机遇，在自身与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辟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新时代。

  推动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在网络安全共识尚未形成、互联网空间规则还未确立、网络治理体系还未构建的情况下，既面临着互联网空间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显性问题，更存在着战争与和平、霸权与主权、规制与自由等实质矛盾。这既是互联网空间全球治理面临的主要障碍所在，也是制约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关键症结所在。对于以国家行为体为主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而言，现实困境大多数来源于于四个方面：

  国际社会在互联网空间出现的矛盾分歧，首先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差异。占据互联网空间非常大的优势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行使网络霸权、利用网络干涉别国内政或危害其他几个国家安全辩护的需要，坚定认为互联网空间是全球公共领域，极力反对网络主权理念，坚持网络无国界立场，主张互联网空间不应受任何国家所管辖、支配和控制。然而，在实践层面却采取双重标准，对本国网络加以严厉监管。与之不同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从人类共同福祉出发，秉持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坚持网络主权，反对网络霸权，强调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均应在构建新秩序的进程中发挥自身的作用，做到网络主权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权利与责任义务对等，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思想观念在充分反映各国对互联网空间安全发展利益诉求差异的同时，也必然导致互联网空间不同治理战略的出现。其中，美国积极着眼大国战略竞争和维护互联网空间主导地位，大力整合网络技术优势，联合新老各种盟友，结合地理政治学需要，不遗余力推动符合自身利益的网络安全政策，全方位制定出台了“建网络、保网络、管网络、控网络”战略文本及配套计划，在战略设计、战略部署和战略实施上，体现出坚定维护互联网空间霸权利益的战略意志及企图。在这方面，中国着眼促进网络和平利用与维护互联网空间安全，陆续制定发布了国家层面的网络安全战略与政策文件。特别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以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制定出台了《互联网空间国际合作战略》，首次向世界系统阐释了中国对于互联网空间发展和安全的立场及主张，提出了参与互联网空间国际合作的根本原则、战略目标和行动计划，表明了坚定维护互联网空间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战略诉求。

  互联网空间不仅存在治理战略的差异，更存在公认治理标准和规则的缺失。虽然国际社会面临的网络威胁，已经从网络犯罪、网络加速向网络军事化、国家间网络冲突等高等级形态发展，现实世界的安全威胁已经渗透延伸到整个互联网空间，但互联网空间治理始终面临着双重多重标准。比如多数国家主张遵照联合国，倡导和平利用网络空间，但有的国家则竭力寻找法律依据或推动制定新规则，大张旗鼓为网络扩军备战做准备；多数国家主张根据各国国情和法律和法规，有效管理本国网络事务，维护国内网络安全，稳定网络安全态势，但少数国家则打着自由旗号，大搞网络干预、渗透、控制和破坏活动；多数国家主张国际社会建立公正、民主、透明的互联网空间全球治理体系，但个别国家不仅无视国际社会关切，刻意回避国际治理，而且试图凭借绝对技术优势和垄断地位，把其在网络基础设施管理、网络技术标准开发、网络资源建设分配等方面的排他性权益永久化。

  互联网空间公认治理标准和规则的缺失，进一步加大了实践层面网络治理手段的工具性差异。其中，美国不仅利用其独有的网络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采取网络窃密、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等手段，监听监控各国公民及国家领导人的电子邮件、社交网络和手机定位信息，而且采取强划势力范围和敌对国的办法，长期监控收集有关国家的军事、经济、科技等情报信息。此外，美国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网络战概念的国家，不仅率先成立网络作战部队，组建网络司令部，扩展网络武器库，编撰网络战手册，全面打造网络空间战略威慑能力，而且也是第一个将网络战应用于实战的国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通过国际对话磋商、凝聚合作共识、加强行动协调等举措，加强互联网空间治理国际合作，坚决不搞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

  作为全球网络治理的一种新概念新理论新产品，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可以说困难重重，但这恰恰凸显其理论创新与实践运用价值之重大。在推进实质建设进程中，应按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一致、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加强、最低目标与最高目标相统一”的思路，从以下六个方面做好相关工作。

  人类社会每发生一次划时代的革命，都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新观念。曾经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轨迹的弱肉强食、攻城略地、零和博弈观念和自然实体空间对抗思维，理应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适应网络信息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诸要素的技术规制，在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不断走向整合联合聚合过程中，及时树立与之相符合的新观念。比如，国际行为体在安全关切上，可以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树立战争是能够尽可能的防止的、冲突是可以和解的、合作是能轻松实现的共生观念，并使之成为国际社会在互联网空间长期和平共处的主导主流观念。

  新时代激活新创造，新空间开启新文明。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认为，世界文明演进不是一个文明衰落、一个文明兴起那么简单，世界文明是在相互借鉴融合中持续不断的发展的。随网络信息社会的快速地发展和高度发达，基于各民族国家的现有文明，都难以满足和担纲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文明需求。这就要求国际行为体在坚持文明多元融合、包容共进的同时，要勇于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和文化偏见，立足互联网空间资源可以再生、数据可以复用、信息可以共享的最大实际，积极构建和培育符合网络信息时代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步，生产力、国防力、文化力高度统一于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的网络新文明。

  目前的国际互联网，其实就是美国互联网。由于美国独霸网络核心资源的控制权和分配权，垄断着全球信息技术产品硬件和软件核心部分的研发和生产，特别是其在许多关键设备和基础设施中留有后手等，都造成了国际社会对建设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心存忌惮。这就需要各国着眼摆脱现有因特网技术体系的束缚，采用新的技术体制和架构，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一网、相互连通”的新平台。比如，能够使用全新的网络互联协议模型、全新的命名与寻址、全新的路由和交换等要素构成的新型网络体系结构，为构建安全可信的互联网空间提供基础平台支撑。

  互联网空间问题是现实社会的映射，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然而，现行的基于实体空间构建的国际法体系，难以在互联网空间维护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国际社会共同价值和利益，因而难以提供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法理和制度保证。比如，在国际社会高度关切的网络安全领域，网络空间的战争与和平如何界定、网络攻击与网络防御如何甄别、军用目标和民用目标如何区分等，都需要国际社会最大限度地考虑虚拟空间的关联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在具体实践中加强对话交流，有效管控分歧，一同推动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互联网空间国际规则，制定互联网空间国际反恐公约，健全打击网络犯罪司法协助机制，在汇集共识同书写更加公正合理的行动规则。

  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不仅要共同打击和防范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互联网空间军备竞赛、防范互联网空间冲突等纯粹网络安全问题，还应在外太空、核安全、反恐怖、反腐败等与互联网空间安全深度铰链的全球性问题治理上深化国际合作，积极利用G20峰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高峰论坛和“一带一路”高端论坛等国际交流平台，提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前瞻性议题，走开“网缘”与“地缘”、“币缘”相结合路子，不断寻求和扩大国际社会在政策法律、技术创新、标准规范、应急响应、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领域的交集，共同牵引和带动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向更高更广层面迈进。

  在网络信息时代，机会来自网上、资源来自网上、发展亦来自网上。据国际电信联盟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发达国家可使用固定宽带互联网服务的人口已占其总人口的77%，而发展中国家只有31%。更为严重的是，全世界大约2/3 的人口、约45亿人至今根本就没机会使用互联网。而此前制定的目标是，到 2020 年 60%的世界人口都将上网，届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网民比例将占 65%。由此可见，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不仅要关注既有网络大国和网络强国发展问题，更要关注那些网络建设水平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问题。比如，国际社会应携手推动全球网络技术普及和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提高国际互联互通水平，畅通网络发展支撑，努力弥合发展数字鸿沟，一同推动南北发展共赢。（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